有宋一代，虽禅风盛行，却不乏导禅归净，劝修净土之人。当时诸宗高人，深感根机不堪，自力难证，教依本宗，行无不归心净土。禅宗自永明延寿大师作“四料简偈”，劝修净土，言：“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磋路。”

其后，禅宗诸师，多劝修净，死心新禅师作《劝修净土文》言：“参禅人最好念佛，根机或钝，恐今生未能大悟，且假弥陀愿力，接引往生。”

因此，净土信仰深入人心，上至帝王，下至黎民百姓，纷纷走入净土之门，正是“年少长贵贱，见师者皆称阿弥陀佛，念佛之声盈满道路”。

在信仰弘传净土的王公大臣中，不乏传扬千古之名人。如一代明君宋仁宗，归命弥陀，“夜坐无畏床，朝睹弥陀佛”，作四季念佛歌劝人念佛；又如一代名臣范仲淹，念佛预知时至，往生净土，得以披弘誓铠，还入娑婆，度苦众生，真正成就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悲心。

在范仲淹不久之后，又有一位忧国忧民之宋代名臣——郑清之，在禅风盛行的南宋之际，以宰相身份，作《劝修净土文》，导禅归净，劝修净土。

郑清之（1176——1251年），字德源，号安晚，明州鄞县（今浙江宁波）人。当时的明州，为南宋佛教中心，寺院林立，高僧云集，上至朝廷名官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多与佛教结缘。郑清之从小生活的周围，便是南宋朝廷钦定的“五山十刹”之中的天童寺、阿育王寺。

郑清之父亲一生潜心读书，藏书丰厚，又笃信佛教。郑清之深受父亲影响，亦喜好读书，甚则视书为食药，言：“肝脾何药解清虚，不用参苓不?咀。一种单方无授受，明窗端坐只观书。”

因此他常静坐读书，年少时文章超群，获大文人楼钥亟加称赏。自小常随父亲往来于寺院之间，建立了深厚的佛教信仰。年少时作《咏茄》一首：“青紫皮肤类宰官，光圆头脑作僧看。如何缁俗偏同嗜，入口原来总一般。”

以平常之物，道出无论僧俗，佛性平等，皆可成佛之理。

他常去禅宗大寺，五山之中的天童寺及阿育王寺，与禅师畅谈佛法，留下《天育二老禅惠示经佛偈答以诗》十首、《赠育王堪笑翁》、《育王老禅屡惠传茗比又携日铸为饷因言久则味》、《赠云洲老师》等许多诗章，多引佛典公案，阐释佛理，著有《安晚集》六十卷，现仅存六至十二卷，其诗文“大都直抒性情，于白居易为近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）”，而且“莫不精妙，传者纸贵（刘克庄《丞相忠定郑公行状》）”，然对其文更多的评价则是“诗多禅语”，可知清之对佛法之理，领悟于诚心中，流淌于诗文间。

或许正是因为他自小在佛法中熏习，又参学于山寺之间，内心慈悲自然流露。因此，在他一生为官生涯之中，无不心怀天下百姓。

嘉定十五年（1222），丞相史弥远欲立赵昀为帝，为赵昀选老师，郑清之被选中，成为了赵昀的老师。他为培养赵昀，尽心相授，多教以仁和慈爱之理，又令赵昀摹抚高宗之墨迹，于其温厚雅赡的书风之中，涵养性情。

嘉定十七年（1224），赵昀被拥立为帝，即为理宗，即位后，郑清之累次升迁至参知政事兼枢密院事，但他生活俭朴，常常向理宗谏言，要以治国。一次理宗因宫中进鞋，虽未换新鞋，亦招谤议，便前去问清之。清之答言：“要显节俭之德，须胜过生活俭朴、如同寒士的宁宗。”理宗亦欣然接受。

绍定六年（1233），清之被拜为丞相，他以天下为己任，召回贤才功臣，那些曾远离朝政的志士贤才，多慕其德行而纷纷回朝，致使朝政局面一新，宋史评“端平之用正人，公之力也”。

他为相时，心系黎民，甚至身患重病，仍因未下雪而担忧，直至雪应期而下，心方欢喜。

淳祐八年（1248），临安又逢大旱，城中井水几尽干涸，清之七十三高龄，身体病弱，仍亲自前往仁王禅寺，设坛求雨，不顾三伏盛夏，于烈日中，虔诚跪拜，又请慧开法师诵经祈雪，顿时晴空万里变为浓云密布，下起倾盆大雨。

他身处相位，心怀天下百姓，而当时宋室危危，刚平金军，蒙古军又南下，战乱纷纷，国家风雨飘摇，人民安危难料。何处才是真正安宁之处？在百姓与佛法之间，又该如何取舍？毕竟若依禅宗修行，当念念分明，方能明心见性。而他为了家国天下，又岂有心安之时，在这纷乱的世间，又如何了生死？这成了郑清之迫在眉睫之事。

或许，也正因环境因缘之不堪，他反而更能审视内心，观察到自己根机漏劣，不堪圣道。

因此，他深知禅宗悟道艰难，说到：“语火是灯，掉头弗应，惟贼识贼，一问即承。”

明示禅宗虽可顿悟，明心见性，但语言如火苗，机峰一错过，则难以悟道，何况亦须相应根机之人，方能会意明了。如贼识贼，不同根机之人又如何能悟。古德公案，如热油饼，若能一口吞下，则大彻大悟，否则只如蒸沙求饭，永不得悟，更何况悟后起修，成佛之路何其遥远。

甚至引公案直言，末法众生参禅打坐终难成就佛身，作诗曰：“磨砖岂角成明镜，打坐如何作佛身。静闹头头须认着，暑中冰冻雪中春。”

此处引马祖道一与怀让禅师公案，马祖道一天天在山上大石头打坐，怀让亦拿块砖于他不远处磨，天天磨。终于道一忍不住问他为什么磨，怀让说：“要磨砖成镜。”道一就大奇，砖怎么能磨成镜子？怀让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天天打坐？”道一说为成佛，怀让答：“打坐岂能成佛？”

清之引此公案，意在明释，无论静闹皆须念念分明，暑热天亦如冰雪般清凉，大雪天还如春天般温暖，念念觉知山河大地，好恶美丑，无非佛法，平等一味。

如此才算参禅之根机，而他反观自己，则是：“经行塔下几春秋，每恨无因到上头。”

他深知自己内心依旧妄想纷飞，如此何能明心见性，又岂能了生死。这是机深信之体现，更是内心深处听见了弥陀的呼唤，透出净土的光明。

他不仅看到了自己的根机不堪，又观当时学佛之人，皆以行住坐卧，语献动静，担柴挑水，无非是禅，纷纷效仿，欲明心见性。然众生根机陋劣，难以契入禅机，最终难免沉沦三途。而律教则更为难修难证，唯有净土一门，一句名号，不问行住坐卧，但能念佛，定得往生净土，此最契合众生根机。

故作《劝修净土文》，以期时人能自明根机，导禅教律皆归入净土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其文曰：

人皆谓修净土不如禅教律，余独谓禅教律法门莫如修净土。夫真净明妙，虚彻灵通，凡在智愚，皆具此性；根尘幻境，相与沦胥，生死轮回，穷劫不断。故释氏以禅教律，假设方便，使之从门而入，俱得超悟，惟无量寿佛，独出一门，曰修行净土。如单方治病，简要直截，一念之专，即到彼岸，不问缁白，皆可奉行。但知为化愚俗浅近之说，其实则成佛道捷径之途。

今之学者，不过禅教律，究竟圆顿莫如禅，非利根上器神领意解者，则未免堕顽空之失；研究三乘莫如教，非得鱼忘筌因指见月者，未免钻故纸之病；护善遮恶莫如律，非身心清净表里一如，则未免自缠缚之苦。

总而观之，论其所入则禅教律，要其所归则戒定慧，不由禅教律而得戒定慧者，其唯净土之一门乎。方念佛时，口诵心惟，诸恶莫作，岂非戒；系念净境，幻尘俱灭，岂非定；念实无念，心华湛然，岂非慧。人能屏除万虑，一意西方，则不施棒喝而悟圆顿机，不阅大藏经而得正法眼，不持四威仪中而得大自在。

不垢不净，无缠无脱，当是时也。孰为戒定慧，孰为禅教律，我心佛心，一无差别，此修净土之极致也。八功德水，金莲华台，又何必疑哉！

此文言简意赅，上达弥陀本怀，下契众生根机，明净土法门圆摄禅教律，仗佛愿力，直达净土，八功德水，金莲花台，自然现前，无须疑虑。

此文不久之后，便得广为流传。附在王龙舒《龙舒净土文》书后，普同流通，甚至被收入《嘉兴续藏》中。清朝张师诚采辑净土诸家之要，作《径中径又径》，亦引用郑清之此文，以劝诸行者归入净土。

现存一明朝万历戊申年（1606）的刻碑文，保存完整，其中一面刻着郑清之《劝修净土文》，另一面刻着《华严经》文段，可见此文备受净土行人重视，流传广泛。

一篇净土短文，一本古旧残书，因缘会聚时，也许只是一次偶然的遇见，也许便是生命的转折。近代净土高僧印光大师，便是如此，遇见了一本残缺的净土典籍，从此走入了净土之门，引领着无数行者，走在净土光明的大道上，一路向西。

1881年，刚出家的印光大师，因家人反对出家，便以母亲病重为由，将他骗回家中，并严加看管。印光大师乘家人不备，再度逃回出家寺院——终南山莲花洞寺。后因担心家人追来，准备前往南方小南海参学。于是登山涉水，只影孤征，行脚到湖北竹溪莲花寺，暂时停留，在寺院中担起寺院所有打杂事务。

后来，在一次晒经书时，偶然读到一本残缺的《龙舒净土文》，读后知净土一法，圆赅万行，普摄群机，遂毕生以净土为期，弘扬净土一法。后对此书校对重刻，广而流传，并作序大赞此书导净土之功，且劝净土行人“《龙舒净土文》言浅义周，词详理备，为接引初机第一要书，若欲普利众生，此书万不可忽也”。

不知当年的印光大师看到的残卷《龙舒净土文》，是否有郑清之的这一篇《劝修净土文》。

随着《龙舒净土文》的流通，《劝修净土文》当引更多有缘，明了净土之超越，归心净土，专念弥陀，成就佛道。